據瑞士《新蘇黎世報》近期披露,上世紀60年代,十四世達賴喇嘛與瑞士商人勾結,強行將近200名藏族兒童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,稱其為“孤兒”,安排瑞士家庭領養(yǎng),釀成多起人間悲劇。瑞士導演烏里·梅爾拍攝的紀錄片《提比和他的母親們》揭開了這段現(xiàn)代史上達賴曾扮演過重要角色的“黑幕”。

1959年,達賴從西藏出逃,數(shù)萬藏人追隨其抵達尼泊爾,并進入印度北部。達賴出于“藏獨”的政治目的,與瑞士商人查爾斯·埃西曼相勾結,制造了“藏族孤兒”事件。

埃西曼曾擔任過阿特爾電力公司要職長達30余年。自1960年起,經達賴同意,他先后領養(yǎng)過3名西藏兒童。作為報答,人脈廣闊的埃西曼向達賴允諾,幫助200名西藏兒童寄養(yǎng)到瑞士家庭以及位于特羅根州的佩斯塔洛茲兒童村。后來,他在一份報告中透露,這批孩子中其實只有19人是真正的孤兒,其余的至少擁有單親,有的甚至父母雙全。

紀錄片《提比和他的母親們》于今年年初上映,該片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現(xiàn)了一位曾經的藏族孤兒,現(xiàn)為瑞士社會教育工作者,57歲的主人公提比·倫珠次仁的命運。1963年,提比在未經其生母同意及不知情的狀態(tài)下被人搶走,等他再次見到母親時,業(yè)已成年。

為拍攝這部紀錄片,梅爾查閱了大量資料(均收錄于該片DVD加長版的附屬材料中),清晰地反映出當年兩名當事人考量的不同:埃西曼個人極想收養(yǎng)一名難民兒童,達賴的意圖則是通過輸送這些兒童培養(yǎng)未來精英。

達賴原本計劃,讓這批孤兒長大成為工程師、建筑師、醫(yī)生和教師,然后返回印度,效力于“流亡政府”。但是,200名兒童中無一人返回。骨肉分離帶來的心靈創(chuàng)傷至今尚未愈合。

1959年8月,埃西曼在報紙上看到一篇報道,內容是達賴請求美國及其他國家,為數(shù)千名“未來將成為其民族領導者”的年輕藏人提供教育機會。這篇報道點燃了埃西曼與達賴接洽的熱情。

1960年8月達賴的兄弟在瑞士日內瓦聯(lián)合國總部逗留期間,埃西曼即通過他介紹了首名西藏兒童。兩個月后,按照與達賴的約定,一些所謂的西藏“孤兒”抵達瑞士。正如導演梅爾在紀錄片DVD加長版的附冊中記述的那樣:人們很快就明白了,這些“孤兒”往往來自有權有勢的貴族家庭,且大多數(shù)人的父母依然健在。此后,在埃西曼通過媒體呼吁下,近300戶瑞士家庭提出領養(yǎng)西藏難民兒童申請。1961年至1964年間,共有近200名兒童分批抵達瑞士。其中,約40人被安置在特羅根州的佩斯塔洛茲兒童村,158人被經埃西曼挑選的瑞士家庭領養(yǎng)。

盡管埃西曼憑借自己在電力行業(yè)的地位與瑞士聯(lián)邦政府關系緊密,但他的私人領養(yǎng)行動起初并未得到許可。直到1961年9月中旬,首批藏童抵瑞后,埃西曼才與瑞士聯(lián)邦警察部門展開決定性磋商。梅爾在聯(lián)邦檔案館查到的一份筆錄顯示,警察部門當時對該項目十分質疑。警方負責人在筆錄中曾注明,埃西曼及其周圍人其實都明白,這群兒童今后返回亞洲的可能性幾乎是零。

許多藏族難民兒童長大后不愿與自己的親生父母相認,強烈的被拋棄感給他們的心靈造成了永久的創(chuàng)傷。約90%的“埃西曼兒童”在抵瑞幾年后忘掉了藏語。僅憑這點就加深了他們日后與親生父母交流的困難。在瑞士西藏流亡社區(qū)內部,這批“埃西曼兒童”也愈發(fā)成為邊緣人。與那些以家庭為單位安置在佩斯塔洛茲兒童村或其他正規(guī)的難民相比,他們因無法講或只能說幾句藏語而經常遭到周圍人的嘲笑。

中國外交部發(fā)言人華春瑩1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說,對十四世達賴出于“藏獨”政治目的,制造“藏族孤兒”事件,一切善良和愛好正義的人們都應該對這種卑劣行為予以強烈譴責。

華春瑩說,我們注意到瑞士媒體這一報道。近期,瑞士《新蘇黎世報》刊登題為《藏族“孤兒”并非孤兒》和《達賴喇嘛的道歉十分重要》兩篇文章,以大量篇幅揭露達賴集團如何編造“孤兒”身份,強行安排藏人子女前往瑞士寄養(yǎng)的內幕。十四世達賴出于“藏獨”的政治目的,制造“藏族孤兒”事件,導致幾百個家庭骨肉分離的人間悲劇。達賴集團所為,嚴重踐踏兒童權利,公然違背人倫道德,一切善良和愛好正義的人們都應該對這種卑劣行為予以強烈譴責。

（來源：新華網 編輯：小唐）